未竟之路——從《天使薇拉卓克》看墮胎爭議
未竟之路——從《天使薇拉卓克》看墮胎爭議（http://goo.gl/3S9iP）
張娟芬
不久前上映的這部電影《天使薇拉卓克》，它的英文原名只是《薇拉卓克》。「天使」兩字是進口到台灣時，片商加上去的。薇拉卓克，這個年約五十歲的矮胖英國老太婆，到底是不是天使呢？有的影評認為薇拉卓克助人情操高貴，正是天使下凡。有的影評則提出剛好相反的解釋，認為片商加上「天使」兩字，說明了天使也會犯罪。
到底她做了什麼事？薇拉卓克長得像坊間常見的聖誕老婆婆玩偶，兩頰通紅，呵呵的笑著，小圓眼睛傻傻的。在歡樂的家庭派對上，警察來了，她一怔，眼神黯淡絕望，低低的說：「我知道你們為什麼來。」
警察說：「為什麼？」
「為我做的事。」
「妳做了什麼？」
「我幫年輕女孩解決問題。」
「妳幫人墮胎，對不對？」
薇拉卓克簡直連眼睫毛都在發抖，但是她用崩潰前最後一絲意志，低聲說：「那是你說的。我只是讓她們恢復月經。」
不知是否歪打正著，像薇拉卓克這種墮胎婆，在法文裡就叫做「天使製造者」。在墮胎尚屬非法的年代，懷孕而有苦衷的女人，只能找墮胎婆想辦法。因為合格的醫生一來很貴，二來不願意冒著吊銷執照的風險，執行非法的手術。
一九七一年，法國的婦運者公布了一份石破天驚的宣言，三百四十三位女性聯名簽署一份聲明：「每年，法國有一百萬個女人墮胎。……我聲明，我是其中之一，我墮過胎。我們要避孕權，同時也要墮胎權。」排名第一的是西蒙波娃。
這舉動有效，一九七五年，墮胎合法了。但Annie Ernaux卻在墮胎合法化二十五年以後，她六十歲時，才動筆寫下《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大塊出版），回憶年輕時的墮胎經驗。
那是一九六三年，她在唸大學，男友不在身邊。她試過用鉤針去鉤子宮頸口，但是太痛了，她自己做不來。她得找個墮胎婆，只好委婉的問一個男同學，他在一個半地下的組織工作，那組織爭取避孕自由。「頃刻間，他浮現好奇又雀躍的神情，彷彿他正瞧見我雙腿大敞，露出私處。」
那人趁太太出門的片刻立刻向她求歡。他不是特例，另一個男同學勸她不要違反自然法則，Annie Ernaux寫道，「他沒法撇下我離開。他堅決要我打消墮胎念頭，我感覺，在他的堅持背後，隱藏著極度的慌亂，以及因驚懼而生的著迷。我的墮胎慾望，像是一種魅惑。」另外一個人則是：「待他恍然大悟過來，他楞在原地，眼睛睜得老大，直勾勾盯住我。那不可見的一幕讓他驚愕又著迷。」
Annie Ernaux要說的不是控訴。如果要控訴的話，她一九七一年就可以開口了，不用等到二○○○年。跟她肚子裡一日一日長大的物事相比，男人的意亂情迷，根本微不足道。
最後還是靠「過來人」，女性經驗的傳承。一個女生介紹了一個墮胎婆給她，並且借她錢。做法是放一段導管進到子宮，過幾天就會流產。其間曲折仍多，那樣的事好像只能用文字而不應該用影像，而且只能是六十歲的Annie Ernaux內斂、冷靜的文字。「我看見從私處垂出一條淡紅色臍帶，尾端掛著一個小娃娃。我從未想過體內會有這個東西。我得帶著它回房去。我一隻手托住它——真是出奇的重——然後把它緊夾在雙腿間，沿著走廊往前走。我是隻獸。」
墮胎行為存在已久，用肥皂水、漂白水、衣架、鉤針。墮胎合法與否的爭議也存在已久，在美國，主張墮胎合法化的叫做pro-choice，「選擇派」；反對的叫做pro-life，「生命派」。從基本的遣辭用字就知道他們的立場不同：「選擇派」總是說embryo，「胚胎」；「生命派」則說baby，「嬰兒」。事情的關鍵似乎全在這兒：那個不斷長大，迫使肚腹隆起的物事究竟該算什麼？一個有權利義務的個體，還是母體的部分組織？
美國的某個案子牽涉到胚胎算不算生命的爭論，檢方傳一位科學家出庭，他在學界聲名卓著，蒙古症的染色體異常就是他發現的。他熱情洋溢地說，一旦懷孕，就已經是生命了，所以胚胎當然是生命。
輪到辯方律師詰問時，律師拿著一個蛋問他：「博士，請問這是什麼？」
科學家想，其中必然有詐，便很謹慎的說：「從我這個角度看來，好像是個蛋。」
律師靠近一步：「這樣呢？比較清楚吧？這是什麼？」
「看起來是個蛋。」
「噢。我還以為你會說，這是雞的小時候呢。」
到什麼地步算是「生命」？有人說懷孕三個月，從他有腦波開始。既然我們以腦死來判定死亡，那麼以腦部活動的開始做為生命之始，在邏輯上是一致的。「選擇派」所爭取的墮胎權多半以此為基礎，也就是爭取女性在三個月之內中止懷孕的權利。
然而「生命派」並不同意這樣的看法。即使在腦波產生之前，胚胎也有種種生命跡象，細胞在分裂，身體在生長；慢慢的他長出了脊椎，慢慢的他長出了心臟。因此他們認為任何階段的墮胎，都是殘害生命，是謀殺。於是便有了《殘蝕的理性》這部片。
Bernard Nathanson醫師曾經執行過無數的墮胎手術，但後來他改變了立場，變成「生命派」，並且受洗信教。他製作的《殘蝕的理性》完成於一九八七年，拍攝一個墮胎的過程。Nathanson醫師先詳細介紹所需的器械，隨後畫面上可看到碎片從女陰夾出來，大量血水隨之湧出，有時是噴濺而出；醫師的旁白說明：這是腳，這是肋骨，這是腦漿。
十幾年後，《殘蝕的理性》由輔大神學院生命倫理研究中心在台發行，並且透過教育局，在高中的護理課上播放，引起婦女團體的抗議。據說高中女生看了感到驚恐、想吐，所以我也看了。
其實也不過如此。現在很少再看到畫質這麼陽春的片子了，恐怖的不是畫面本身，是那些恐嚇性的旁白：「接下來的八分鐘內，你們就將親眼目睹這個殘暴至極的行為。」「這個孩子，將在你們眼前被毀滅掉。」「這些是墮胎用的器具。幾分鐘之後，這些器具就要無情的奪走這個小男孩的生命。」是這些暗示，不斷催促我們的想像力發揮了作用。
Nathanson醫師承認今是昨非：「我要為七萬五千起墮胎，負最大的責任。」其他幾位婦產科醫生也都承認錯了。他們形容墮胎是「血淋淋」的、「殘暴至極」。一個殺過幾萬人的兇手，倘若真心悔悟，應當如何？我感到奇怪他們沒有任何人去警察局自首，或者願意服刑贖罪。
Nathanson醫師的預告，翻成白話文就是說：要殺了、要殺了，他現在還是活的，待會兒就要被殺死囉。但他沒有說的是：他待會兒就要被「我們」殺死了。片子裡執行手術的人是Nathanson醫師的好友，所以同意讓他拍攝這起手術。懷孕四個半月了還要墮胎，這個女人應該有個醫療上的理由吧，例如她的健康受到威脅，不得不中止受孕。所以這是拯救孕婦的必要之舉。但是Nathanson醫師卻把這麼一場手術說成是殘忍的殺嬰實錄。如果這場墮胎不是醫療所需呢？那Nathanson醫師及其好友的道德水準就更為可議了，他們怎麼能夠執行一個非必要的墮胎手術，不但不想辦法阻止，還架起攝影機當作一場好戲來拍？
依照「生命派」的立場，墮胎就是殺嬰。但Nathanson醫師卻殺一個嬰兒來拍這部片子。當眾殺死一個人，然後號稱此舉是為了阻止殺戮。這樣可以嗎？有鑑於邱小妹妹案慘絕人寰，所以我們再抓一個王小弟弟來，當著攝影機的面把他打死，然後宣稱這是為了讓大家知道虐童的殘忍，這樣可以嗎？
不去自首、又興沖沖的拍攝一起墮胎手術，只說明了一件事，就是：連他自己都不相信胎兒有生命。他那麼怡然自得，因為他不覺得他有殺人，他只是幫人墮胎而已。所以他上教堂、上電視，但卻不上法庭。
《殘蝕的理性》的宣傳詞是「一部關於女人，子宮內生與死的得獎紀錄片」。輔大神學院也屢次為之辯護，艾立勤神父於自由時報投書說：「我們選擇《殘蝕的理性》，因為它是一部高品質的影片（在美國的得獎片）。」我不相信這麼粗糙的東西可以得獎，所以我開始查它的身世。
許多宗教網頁都照抄本片的宣傳詞「這部得獎影片……」，但沒有人說得出它到底得過什麼獎。最後我找到Bernard Nathanson醫師的一篇講詞，聲稱此片「在重要影展中贏得許多獎項，並且獲得那一年度的奧斯卡獎提名。」影片是一九八七年。於是我去奧斯卡獎的官方網站上，查了一九八七、一九八八，以及，為了不要冤枉他，一九八九的紀錄片入圍名單；沒有、沒有、沒有。
我很多年沒有這麼憤怒了，但這部片子真是踩在我的神經上，虛偽、說謊、粗製濫造。然而輔大神學院生命倫理研究中心還在繼續散佈這份光碟，並且接受捐款助印。當初包括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的重要領袖都曾出面力挺這部片子，彷彿《殘蝕的理性》已經得到「生命派」的一致推崇。但我以為，此片的諸多缺失，將使它成為「生命派」最大的反宣傳。
兩造對立的時候最容易把對方的意見激化，誇張了雙方的距離。就我所見，「選擇派」並不主張：「每個人最好都去墮胎！」而是主張：「如果她不想懷孕卻懷孕了，則她有權選擇墮胎。」「選擇派」並不遊說別人去墮胎，也不慶祝墮胎。他們只是支持那些決定要墮胎的人。墮胎的女人不是冷血怪物，她可能同時也是兩個孩子的媽，只是不想要第三個。
「生命派」也不是都像《殘蝕的理性》那麼不理性。許多人同意若是強姦成孕就可以墮胎，對母體有傷害的話也可以中止懷孕。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生命派」也同意——雖然這樣說，聽起來很刺耳——未出生的胎兒的生命價值略低於「人」，所以當利益有衝突時，便應犧牲胎兒。
某些「選擇派」把胚胎說得好像是一塊石頭一樣，這一點我不能同意。為了法律需要，我們必須畫下一條界線說在這以後視同生命，在這以前不算；但我們仍不能否認，即使在界線之前，那也是一個生命的可能。一塊石頭再過兩個月還是石頭，可是一個胚胎卻具備了長成一個完整生命的潛力。主張選擇權，並不需要貶低胚胎的價值。
某些「生命派」把母體說得好像是一塊石頭一樣，這我也不能同意。胚胎有生命的潛質；但我們不能忽視，它的成長，植基於母體的付出。在什麼意義下，我們認為女人有義務做這樣的付出？前些天有一則新聞說，一對情侶並未發生關係，但精子穿過處女膜使女方受孕；這位女性如果想墮胎，可不可以？倘若將胚胎視為一個權利俱足的個體，我便要追問，這女人可曾同意成為「母親」？許多墮胎的原因是避孕失敗，也就是說，她從來沒有答應過要以自己的身體來餵養另外一個「個體」。即使是自願性交，也不能據以推斷她有懷孕的企圖。那她的義務從何而來？如果意外懷孕可以被視為過失的話，那至少也是雙方的過失。懷孕是一個巴掌拍不響的事，則我們在什麼意義下，要求女方單獨盡這個義務？如果女方對於尚未出生的胎兒，已經負有養育義務，則男方該盡什麼義務？莫非此後男人在解開皮帶之前，要先準備好奶粉錢？如果這個問題能夠被無賴的回答：「因為小孩剛好是在女生的肚子裡，而不是男的，所以算妳命不好」；則我將同樣無賴的回以：「那麼女生當然有權利墮胎，因為誰教他剛好生在我肚子裡，而不是別人，所以算他命不好。」
那個不斷長大，迫使肚腹隆起的物事究竟該算什麼？在Annie Ernaux的筆下，懷了孕的女人不是石頭，她肚子裡的那個也不是。雙方都有著生命的動人特性：脆弱易傷。
許多次，她經歷到的是生與死的並存。墮胎婆在她腿間工作時，她覺得好像在幫她接生；而墮胎婆確實也說，「您在收縮呢。」當她終於在宿舍裡產下死胎，朋友O協助她剪斷臍帶，她寫道，「我竟然製造得出這樣的東西。O坐在圓凳上，她哭著。我們沈默的流淚。無以命名的一幕，生與死並存的一刻。獻祭的一幕。」
多年後回憶，她的感想是：「我從不覺得自己犯了罪。我唯一譴責自己的部分，是我竟然讓這種事發生，卻不曾回顧這段經歷。就像一份被白白糟蹋的禮物。」禮物？我沒能查到她後來究竟生了小孩沒有，但我覺得我明白她為什麼說她的墮胎經驗是一份禮物。當生命的奇妙與無奈、創造與毀滅一併攤開在你面前，那當然是個禮物。
美國詩人Robert Frost有一首抒情小詩叫做〈The road not taken〉。他在林間散步遇上了岔路，他佇立良久，走了其中一條，但不免懷想著另外那條路可能有的風景。人生的縮影似乎如此，我們必須做選擇，即使有時前路顯得艱難或痛苦，即使我們對那未竟之路亦存好奇之心。我讀著詩，心裡浮出一句話：
Without choice, there is no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