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下的「亞文化圈」【2007/04上半月版《社會工作》雜誌】

發佈者:藍色水晶

人天生就有一種與環境取得平衡的傾向,這就是好奇心!--皮亞傑(教育與發展心理學家)

上海書城的社會科學書架。我已經是第三次來到這裡,好不容易看到了那本《同性戀在中國》。與前兩次相比,這回僅剩下最後的一本夾在其他學術理論的著作之中。我猶豫了再三,眼見四下無人注意,終於還是把那本書取了下來,彷彿自己是一個竊書者。

女收銀員把書翻了半天都才找到貼著條碼的地方掃入了電腦中,氣得一把將書重重扔到了一邊:「誰貼的條碼啊?害我好找。」

「我貼的,暢銷書嘛,當然要特別一點咯,」另一個男收銀員笑嘻嘻地湊上來說道,望著深色的封底,眼神中帶著幾分特殊的神秘感,「才進貨幾天,就賣得剩這最後一本了。」如果不是他那後半句話,只怕那個女收銀員肯定會數落他好一通,但此刻她已經把注意力放在了書的封面上:

「什麼書啊?同…性…戀…」

等她讀到第三個字時,聲音已幾乎輕得聽不見了。隨後,她抬起頭,用鄙夷的目光望著我。這一反常的舉動讓我驟然臉紅了起來,繼而習慣性地採取了我掩飾尷尬的方法:以最快的速度掏出信用卡付了賬,便再也沒細看收銀員們的反應,急急忙忙拿著書離開了……

時間是1999年的夏天。

這時的人們,聽到「同性戀」這三個字還帶著一種莫名的異狀。儘管與十年前相比,歧視的目光少了許多,可面對任何與此有關的人或事物,至少會抱以另類的態度。雖然張北川的《同性愛》和我手中的這本方剛老師的《同性戀在中國》在全國各地漸漸形成了熱潮,但在上海這個商業化大都市的文化環境中,還並未掀起太大的波瀾。畢竟,在那時的精神衛生診斷標準《CCMD-2R》上,同性戀依舊被劃為病態。

但是,從那個比我年齡大不了幾歲的男收銀員看似頑皮的舉動中不難看出,好奇心已開始驅使著越來越多的人們關注於此。

那一年我19歲。

而在那時,這本書的出現也第一次讓我逐漸把自己與「同性戀」聯想到了一起。只是,對於剛剛從教科書上看到幾段描述這一現象的晦澀文字的我來說,即使接觸了這本直觀剖析這一人群的著作,也沒有讓我直接意識到自己就此將與其結下難以磨滅的不解之緣……

「范老師,在國外社會工作者的服務範圍中真的有針對同性戀者的實務嗎?」看著社會工作課本上提到了實務領域,我遲疑了半晌,終於壯了壯膽向老師問道。教我們社會工作學的范明林教授是位相當開明的老師,在他的課上很少有因為種種原因而做的避諱。

「是啊,我在香港進修的時候就看到他們那裡的社工有服務同性戀者的。其實,在我們上海這個問題也很突出啊。」范老師的聲音並不大,但卻足以傳遍教室。一聽這話,呼啦一下圍上了大片的學生,而且幾乎全是男生。整個班級的男生數量不過十八個,現在這裡的已幾乎佔了三分之二。

「上次我在搞一個課題的時候,無意中知道了XX賓館的咖啡廳是一個同性戀的據點。我向他們的經理瞭解了一下,他對他們還是很反感的,看見他們在就統統把他們趕掉的,他說自己很難容忍他們『變態的表現』……」

范老師一邊列舉自己所知道的上海各個據點,一邊訴說著自己在搞學術研究時收集到的相關資訊,由此也相互印證了《同性戀在中國》一書中相當晦澀地提到的上海那些同志據點的資訊。不過,那本書裡更多的內容是描述同性戀者本身的生活,極少提到外界對此的評價。似乎,那本書中所描述的同志人群,幾乎完全是一個處在社會陰影下茍且生存著的群落,為大社會環境所忽略。而在老師的口中,我已經聽到了普通人對於同性戀的關注,儘管是以極度貶義的「變態」來形容,繼而用排斥、驅趕的方式加以應對,可至少這也是一種社會態度。

在方剛的書中,同性戀者們的活動場所,大多集中於三種場所:公廁、浴場和戶外廣場或花園、公園等處,後一類又被統稱為「露天漁場」,而且作者尤其使用了大量的筆墨去描寫同志頻繁出入於公共廁所以尋找夥伴的情景。雖然書中一再強調對同志沒有任何歧視心態,但不免還是讓讀者把這類人與骯髒、醜陋的標籤聯想到了一起,畢竟廁所在大多數人心中是被視為污穢的象徵。由此,也形成了「同性戀就是骯髒、污穢的」觀念,這就是在社會心理學中被稱為「社會刻板印象」的現象。更重要的是,在書中許多章節所闡述的內容,同性戀者的生活,幾乎只是在圍繞著肉慾的滿足。

我翻了那本書的出版日期,上面寫著1994年完稿,而此刻已是五年以後。也就是說,他所寫的乃是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同志生活。當我作為「80後」中的一員成長起來之時,這些作為「前輩級」的人物早已步入不惑乃至天命之年。同樣在他們風華正茂的年代,中國剛剛從意識形態極度保守中擺脫出來。就連去迪廳、牛仔褲之類如今視為再正常不過的文化現象,在那時依然處於被質疑的狀態,何況是至今仍未能獲得社會普遍認同的性取向呢?

曾經有一位精於研究六、七十年代中國社會歷史狀態的英國學者來學校演講,當時我特地趁著這個機會向他瞭解了那個時期同性戀文化的狀況。那位博士只是笑著搖了搖頭:「極少有暴露的,我所瞭解到有極個別的被發現,最後也差不多是要沒命的。」

就在這種社會制度極度苛刻的時代,那一代人耳濡目染了各種精神文化貧困下的人生百態,便自然而然形成了謹小慎微的風格。他們中的大多數,並不能完全隨著時代的變遷而適時地調整自己的生活,最終「公廁、浴池、露天漁場」再加上後來興旺起來的中老年人經常出沒且價格低廉的交誼舞廳,成了這一代同志經常活動的地方,直到現在他們都固守自己的這些領地,且幾乎不與後來的酒吧、蹦迪一族有什麼接觸。正是作為中國最早走向開放的城市之一,從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將近十五年的特殊歷史時刻,成了奠定他們活躍舞台的重要基礎,最終成為上海同性戀亞文化圈層中相當獨特的一個組成部分。

因為客觀的原因,他們中的大多數不得不取妻生子,當看到年輕一代在圈內風流快活的情景時,不免兀自傷感。然而,屬於他們的選擇已經不多了。也正是看到了這種令人倍感辛酸的景象,讓我之後幾年在參加公益工作時不斷地提醒自己,千萬別忽視這一群迫切需要關愛的服務對象,雖然他們與我所在的年齡階層能夠理解的生活方式相去甚遠。對於在接觸網路之前便對「同性戀」產生好奇心的我來說,與大多數同齡人相比,這種想法也造就了自己相當獨特地通過接觸這一類人群的活動場所開始踏進了這個被許多人視為神秘領域的文化圈層中,由此掀開了自己人生重要轉捩點的冰山一角。

望著這本我唯一能得到有關同性戀人群的文獻,再反覆思考著范老師在課堂上所傳遞的資訊,直覺告訴我,如今的實際情況與書中所寫的已有出入。於是,強烈的求知慾和好奇心促使我渴望瞭解真相,我手中的工具方法就是課堂上所學到的社會調查。

通過各種渠道的資訊,我終於得知了當時最著名的那個街心花園,處於上海市中心三條小路的交界處。據說,這個地方的歷史格外悠久,幾乎可以追溯到上海解放以前,由此可見上海這一文化的源遠流長。後來我知道,在圈內人的口中把它俗稱為「小花園」,而一些常常在白天盤踞於此的MB 則把這裡和另一晚上活動的廣場並列戲稱作「總公司」。

應該說,改革開放伊始到90年代中這一時期,是同性戀文化作為新時代背景下結合了過去的傳統和外來文化之後,以新的面貌在上海這片土地上與大社會環境也就是主流文化相互交融的過程。從心理的角度,比常人更壓抑自己內心需求和心理能量的同性戀人群在經歷了長期封閉狀態之後,急切地渴望釋放和宣洩,但同時他們又不得不適應社會規範的要求而表現出被迫服從於異性戀生活方式的行為,因此「安全性」就成了活動據點選擇的重要考慮因素。經過長期實踐證實,相對隱密性的小花園符合了這樣的條件。從社會的角度,這種釋放和宣洩又必然造成對主流文化的影響,即使再隱蔽,也難免會對社會規範產生一定的衝擊,小花園也罷、公廁也罷,依然都是開放式的公共場所,由此就不得不和主流文化發生激烈的磨擦。

據說,就是在這段時間內,是「小花園」地區治安問題最突出的時期,盜竊、搶劫、詐騙甚至情殺案件層出不窮。按照心理學大師弗洛伊德的說法,長期的壓抑造成了這些人內心極度的破壞欲衝動,從而無法克制地出現這些侵犯行為,即「死本能」的暴發。到了90年代後期,當地政府職能部門不得不投入大量的精力進行集中整治,這也對小花園的活動造成了巨大的衝擊。90年代末,隨著「80後」一代同志的興起和與之相匹配的酒吧、迪廳等新同志活動場所的興旺,它已無法再成為同性戀文化的主要代表,成了那些前輩同志們尋找自己為數不多能夠獲得的心理補償的渠道。整個同性戀文化也進一步得到了調整,變得更能夠適應了主流文化,而同樣主流文化也更加能夠寬容和接納同性戀人群,由此漸漸將「同性戀」作為自己所屬的各種不同差異文化之中的一種,也就是「亞文化」。

不難看出,同性戀和主流文化的這種交融過程經歷了一個由衝突、撞擊到整合的一系列過程,這也正是社會學中所稱的「文化震盪」,是任何兩種較大差異的文化在接觸時所經常會發生的現象。作為一種文化而言,同性戀其實一點也不特殊。只是大多數人對其不關注、不瞭解,才造成了那種神秘感罷了,而這也恰恰就是彼此建立互相信任的第一步。

我最初瞭解同志圈的那個時期,正是小花園及其周邊環境的同志人群剛剛經歷了主流社會的衝擊而居安自危的階段,他們的活動也隱藏得更深。

大概是兩年以後,當我與《同性戀在中國》的作者,心理學專家的方剛老師本人交流之時,他也向我坦然的承認,自己當年創作該書時,不免加入了一些年輕的激情,不可避免地讓他在寫作過程中帶入了大量的浮躁心緒,致使許多內容未能細緻、深入和客觀地加以表述。

當我進一步提出希望方老師能對我在與同志人群相關的心理學工作和文學創作中給予直接幫助時,他卻很意外地婉拒了我的請求。他的理由簡單卻出奇地深刻:

「你們同志人群已經能自己起來照顧好自己。作為不是同性戀者的我個人,由於無法全面瞭解,過多地介入和干預對你們並不利。未來的世界要靠你們自己唱主角了,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只能擔當一個輔助者的角色。相信自己,你們會走好的!」

現在,離方老師對我說出這段話的時間又過去了整整六年。滄海桑田的變化,更讓我深深體會到了其意義所在。也許,儘管本身並非是同志,可在人格的成長中也同樣經歷過類似蛻變過程的方剛老師才能真正首先領悟到箇中的奧妙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