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分的年代 【2008/09/18 中國時報 E4/人間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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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E4/人間副刊 2008/09/18
不安分的年代
【何春蕤】
讀者的大批抗議傳真則燒掉了主編台的傳真機。她們抗議這篇文章裡的女主角外遇就外遇了，還這麼囂張的不覺得自己有錯，她們威脅主編停掉我的專欄，否則就要退報抗議。
女性主義社群對於這個口號在媒體上佔據版面「篡奪」了反性騷擾 運動的主軸是很不滿的。我個人則認為愉悅是知識和力量的來源，女性與愉悅隔絕當然會弱化女性的力量，成為騷擾和侵犯的受害者。但是遊行後延燒數年的「性高潮」熱完全越過了理念，它只針對女人敢說要性高潮不斷做出無數文章，我想這種固著不是沒有原因。畢竟，一個概念能夠抓住一整個社會的關注和情緒，關鍵絕不是這個概念，而是已經在冒泡的潛藏能量藉著這個概念和脈絡奔騰出來。「性高潮」不但標出了女人的愉悅能量（而人人都知道那種高潮的巨大能量和持久力是遠超過男人的），更宣告了女人在情慾活動中的主動要求，一旦這個要求浮現，整個社會的情慾倫理都得重寫。我想後來一九九五年台大女生為了要激起女生自主情慾對話而主動規劃在女生宿舍放映Ａ片，之所以後來引發巨大爭議恐怕也是出於這個同樣的道理：連最高學府最乖巧的女學生都揚起不怕Ａ片的旗幟了，女性力量還擋得住嗎？當女人決心在情慾上展現她們的不安分時，還有什麼能嚇阻她們？
一九九四年底「聯合晚報」和「自立晚報」在挑選「年度十大風雲人物」時同時把我與李登輝、宋楚瑜、趙少康、陳水扁、馬英九、李遠哲等人並列，而且標出「打破處女情結」和「我要性高潮」作為情慾解放論述震撼台灣的例證。這個選擇其實並不誇大。從一九九四年直到一九九六年，台灣幾乎每一本以婦女和家庭為取向的通俗雜誌都以情慾做專題，從「台灣婦女性解放？」到「新曖昧時代－好女人已經死亡？」到「好色女人要向男人奪回情慾主權」到「從性解放談婚姻生活的品質」到「台灣新女性的心與性」到「台灣女人立志當壞女人！」到「尋找女性情慾的出口」。溫情中庸的「拾穗」雜誌連著兩個月推出「成熟的性愛關係」與「快樂分享性愛」專題；黨國色彩濃厚的「光華」雜誌則製作了「性解嚴時代來臨？」專題。連文藝取向的「台灣文藝」都以女性主義教母級的施寄青諧倣冶艷的瑪丹娜拍攝封面照片，高亢的宣傳「女性的愛與欲──女人不爽」專題。這些製作並非雜誌炒作聳動議題而已，女性情慾解放論述橫掃通俗媒體，確實傳達了當時女性揮灑出來的不安分。一位覺得自己很保守的女性業務副理就曾倖倖的對媒體說：「好像保守的女人全都不見了！」
由於情慾解放論述原本從女性的主體位置出發，針對的是性別的養成和效應，在台灣這個異性戀當道的社會氛圍中我並沒有期望會對同性戀的朋友形成什麼衝擊。然而在公開演講的場合我卻不斷遇到零星的同志，他們都聽過我的言論，也讀了「豪爽女人」，竟然覺得其中的描述對同志社群很有意義，因為很多同志在情慾上也是經驗很少的，充滿無知的恐懼，情慾關係中的協商和倫理也還有待建立。他們直言，情慾文化的匱乏在同志社群中也是個問題。在後來的十餘年中，這類型的對話不斷發生，也構成了同志運動和女性情慾解放論述之間的緊密關係。
註定是邊緣
高亢的情慾解放論述或許有著高曝光率和聳動性，但是在整體社會或進步圈中卻不見得獲得重視。一九九四年我講完「打破處女情結」以後，以反對立場著稱的「自立早報」記者來訪問我，我抓住機會指出當時反對運動太聚焦於公共領域以及政治訴求，這樣一個以統治者立場出發的社會運動就算掌權也不會改變政治領域內外的權力結構，更別提現存的各種壓迫。情慾的表達溝通協商，就像政治立場的表達溝通協商一樣，需要自由自在的社會氛圍才能壯大主體，因此情慾解放運動必須構成進步運動的一環。
事實證明，政黨、政運、甚至進步社運都不太敢碰情慾解放的議題，它們要不是認為情慾議題不重要、不急迫、不值得關注，就是認為情慾解放論述吸引而分散了反對勢力的能量。這樣的輕蔑和冷漠令我十分不解。一九九四年秋天在和一位進步雜誌記者訪談過程中我得到了一部份答案。來的記者和社運圈多少有些關連，訪談的內容也不是一般的淺薄對話，不過在訪問最後他突然坦承，校園內的進步學生圈對於女性情慾解放論述有很大的焦慮，因為原本猛啃馬克思理論、投入大量時間精力於社運抗爭的學生突然發現，女性情慾解放運動所預設的先鋒隊伍竟然是那些在他們眼中不求上進、生活糜爛的豪放女，而自己堅苦卓絕的禁慾努力竟然在這個新運動裡看不到位置，心裡十分不平衡。
我過去比較沒有想過革命先鋒隊的問題。參與聲援工運的時候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工人就是工運的先鋒隊，聲援的知識份子也都知所分寸。進步學生在新興女性情慾解放論述中的失落感倒是讓我第一次體認到運動之下的階級問題和慾望暗流，這個認知到了一九九七年台北公娼被廢的議題時就更尖銳的顯示出來：遇到污名纏身、爭議重重的議題，主流者總是優先思考如何保障甚至強化自身領導優勢的路線，這正是情慾解放論述往往被主流反對運動撇棄的原因。
豪放女或許永遠不被容許有領導進步運動的可能，但是出軌和性開放的「行為」一向就在我們周圍，而此刻讓這些「不安分」引發「不安」、成為媒體焦點的，其實是「論述」，也就是我引爆公論的那些情慾解放論述。這個覺悟來自另一個事件。
一九九六年春天，「中國時報」的家庭版編輯邀我用生活故事的手法來寫身邊的女性情慾。其中一篇「外遇是一種蹺課」平實的描述了一位職業女性與客戶臨時起意發生關係，事後只平淡的說：
「是的，我外遇了，但是，我沒有太多的罪惡感……就好像我的一個朋友說的：外遇就是一種蹺課。雖然講台上的老師是妳敬重的，愛慕的，衷心喜歡的，是妳每堂課都熱烈聽講，用心記筆記的。可是，今天，窗外的陽光那麼明亮，天那麼藍，雲那麼輕，妳就是坐不住，妳心裡就是有一種嶄新的悸動。那麼，蹺一堂課又怎麼樣？」
文章停在這裡，讀者的大批抗議傳真則燒掉了主編台的傳真機。她們抗議這篇文章裡的女主角外遇就外遇了，還這麼囂張的不覺得自己有錯，她們威脅主編停掉我的專欄，否則就要退報抗議。後來主編把專欄由週日移至週五以減輕衝擊，並且徵求更多不同觀點的文章作為平衡，結果當然收到一些陳義甚高的說教文章，但是更多的則是各式各樣女性自我陳述她們的外遇和情慾。看來，不安分的絕不只我故事中的上班族女性。過了兩星期，我的另一篇作品「三溫暖的外遇」描述一個女人在三溫暖中發現自己對女體的慾望，從此在和丈夫做愛的過程中靠著幻想的出軌和背叛找回了激情。這一次，總編輯決定腰斬這個專欄。
讀者的反應讓我覺悟了一件事情：她們的不滿並不是針對故事中女主角的出軌，反正外遇已經是當時台灣社會常見的現實。但是在我的描述裡，女主角毫無罪惡感和愧疚，繼續過著平實的生活，這個「沒有得到報應」的結局是無法接受的。而腰斬我的專欄，就是要讓這些在平凡生活中自在的、不露痕跡的出軌全面銷聲匿跡，免得讓循規蹈矩壓抑自我的人覺得不平衡，也免得帶給其他無數默默的女人新的想像和實踐。
原來，一個社會的常規和權力效應就是由這些隱含的善惡賞罰腳本撐起來的，它們總是積極的限制所有的故事可以怎麼說，可以怎麼結局，任何不一樣的描述和願景都要被撲殺，不能分享社會空間。這樣看來，二零零三年我被保守團體當成全民公敵提出告訴，原因就在於我從一九九零年代開始就說了許多不同於既存道德邏輯的故事和道理。
不安之分
一九九零年代的「不安分」在一些人心中引發了極大的「不安」，不幸的是，這些不安已經在保守團體的操作下形成了文字獄的大網。相較於「妖言」橫行的九零年代，今日性言論的自由空間幾乎蕩然無存。
然而不安分也早已內化成為此刻世界的根本特質。如果說九零年代的不安分是因為新機會充斥，那麼當前的不安分就是源自安定機會的缺乏（例如沒有鐵飯碗）。而在一切都彈性（彈性勞動、彈性公民）的全球脈絡中，安分就是等死。新一波的不安分要引領我們到哪裡去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