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身心障礙朋友的愛慾情仇 [2008/01/21 聯合新聞網]

【丁美倫 口述‧蘇惠昭 整理】 那件事發生的時候，我才讀完《性義工》譯稿沒多久。

在身心障礙協會的活動上，我發現一個60多歲的阿伯緊盯著我，後來我上洗手間，他也跟過來了。

「我有話對妳說」。「說ㄚ」。「我真的要說了──」。「你就說ㄚ」。

那是我們在廁所前的對話。

他終於說了，帶著羞愧的神情：「嗯，剛剛看見你，我……射精了，因為我受過傷，腦子雖有那種想法，卻不能和身體連接起來，剛才卻……。嗯，很久沒有這種感覺了，我很想告訴你這件事。」

然後他的臉上浮現一種「我總算還可以」的快慰。

不知為何，面對那樣的場景，一個身障老人誠實的告訴我他射精了，而我並不覺得猥褻，可能是因為剛剛讀完《性義工》的關係，一本日本女作家探討身心障礙者性需求的報導文學。

面對性的慾望，那裡一直有一道封印，「不要去揭開它！」大家拼命喊，拼命阻止，以為只要牢牢守住，不要碰觸，就可以化解掉身心障礙者的七情六慾，假裝它們不存在。

《性義工》安安靜靜揭開了它。

而對自己成為身心障礙者的性幻想對象，我有一種比「深感榮幸」更複雜、更迷惘的心情。

然後我想起了一件更早以前的事。

我們協會辦公室一直由一群智障生負責打掃，其中有個男生似乎很喜歡我，每次看到我都會靠過來，碰一碰我，喊姊姊、姊姊，那天也一樣，他喊了我「姊姊」後，才一轉眼，因為剛好穿著一條黑色褲子，很明顯我看出他射精了。

「不好意思，妹妹，」輔導老師也知道發生了什麼，過來拍拍我，怕我被嚇到。「他雖然只有8歲的心智，但身體卻是35歲的身體……」

一個35歲的男人，看見了喜歡的女人，勃起、射精，這在正常人的正常世界中再正常不過，但發生在一名35歲的智障男人身上，它就成了一個不可說、不能說、不知該如何說的禁忌。

「那你們都怎麼輔導？」我問老師。

老師告訴我，有些智障者家庭會帶小孩去結紮，而社工員能夠做的，也就是轉移、轉移、轉移。轉移才能昇華。

但我們也經常聽到這樣的故事，為了傳宗接代，在看不見的角落，不知有多少父母為他們的智障兒「買」一個外籍新娘，而我所認識的一名智障女，我不時看到她大 腹便便的樣子，所以便有一種惡意的說法不斷在傳播，說是一旦體會過性愛的滋味，身體被喚醒了，這樣的女人便會再度渴望，男人便有了趁機而入的機會，畢竟性 是本能，而且永遠不能滿足。

到底智障者有沒有性的自主權？該不該生育？結紮人不人道？「智障者不是中性人」，身心障礙服務資訊網上有一篇「唐氏孩子的性教育」，文中 提及美國學者Gordon的主張：每個公民都有權利要求適當的教育，智障孩子也和所有人一樣，需要愛和被愛，需要肯定其價值，並接受其為性的個體，「在近 乎完全壓抑與否認性慾的情況下，成熟的智障兒在這充滿刺激的現代社會中，愈迷惑與不安」他說。

這讓我不斷想起《性義工》中，那些幫助癱瘓者自慰，或者帶他們到色情店「開查某」的日本社工，還有荷蘭，它竟然存在一個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性服務的團體SAR。

那是怎樣一個人權至上，觀念高度進化的社會，像遙不可及的天堂，不然怎會在維繫身心障礙者的生存之外，也照顧他們的心靈，正視性的需求。心靈和性，某些情況下它們的意義是相通的。

(本文摘錄自《性義工》，河合香織著，中文由八方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