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何有免於刑責之理【2011/09/01 蘋果日報】

吳景欽

台大醫院發生誤植愛滋器官案，目前衛生署雖已進入調查階段，檢察官也已進行相關刑事責任的調查，惟已有諸多醫療人士為此感到不平，而認為此乃制度出問題，對相關人員為刑事究責，恐太沉重，也無解於問題的解決。此種說法，或有其道理，但醫界人士果是天之驕子，而能獨享於刑事責任之外？

只要是究責，都不能免於涉及者的相互推諉與卸責，這是人的防衛本能使然，不因是屬於行政或是刑事調查而有差別。以此次事件來看，衛生署要求台大自行調查，實無太大意義，因身為全國醫院的龍頭，本應有比其他醫院更為嚴格的管控系統，如今出此大事，台大的主管階層即難逃監督不周之責，而應成為被調查的對象，怎可在已是「事主」的情況下，變成「公親」，而成為自己調查自己？如此的自律調查，不僅難以找出問題癥結，反可能造成一種粉飾與卸責。如今，台大的調查出爐，而將責任推給體制外的協調師，不僅是可想而知的結果，更可能失去問題解決的機會。

既然所謂內部的調查不可信任，則外部的調查，自屬重要，而由於衛生署的調查偏向行政疏失，且造成今日的局面，衛生署亦難辭其咎，因此，藉由檢察官的刑事追究，反成為此次事件，最具客觀性的外部調查機制。只是若以刑事處罰，是否是對醫療人士過重的處罰？

以此次事件來看，由於移植程序必須經過重重關卡的檢驗，為何仍造成如此的重大疏失，肯定不是一個人或兩個人出問題，而是一種集體責任，至於制度缺失，或可為減輕罪責之理由，卻不能成為免責依據，更何況，任何不法行為皆存有個人與結構因素，若事事皆屬制度問題，恐將無任何刑事不法存在。

推責協調師不公平

既然如此，則在受移植者將因此感染愛滋病，而造成防疫功能的喪失，相關人等即會涉及《刑法》第284條第2項後段，業務過失致重傷罪，其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千元以下罰金，且屬於告訴乃論之罪。此罪上限雖為3年，但因有多數人參與，必然造成責任分散的現象，又因非故意，亦不可能為機構化的處遇。因此，在偵查階段，檢察官即可能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1第1項，定1到3年的緩起訴，若檢方起訴，法院亦有很大機率，而以緩刑處之。因此，如此的刑事處罰，目的並非在使人坐牢，而是藉由如此的處分或判決，讓被告深刻檢討並知所警惕，而也因是一種外部調查與審理，相互的推諉與卸責，反可因此找出真實，而更能凸顯問題的癥結。

而更重要的是，不管是檢方的緩起訴，還是法院的緩刑，皆可藉由此，附帶要求其為賠償、道歉，若像是此次的醫療人員，更可要求其至老人院、孤兒院或偏遠地區為醫療服務，以來為社會勞動的替代，甚而可要求醫生，針對現行的移植程序為改進計劃之提出，以來防止類似事件的發生。所以認為以刑事責任為歸咎，恐有過重懲罰，亦無法還原真實的說法，恐誤解了現代刑罰的目的，不是只有在消極的懲罰，還有更積極再社會化目的存在。

在此次事件裡，若將所有責任推給協調師，或以一句道歉與無奈即可為了結，不僅有違公平，而讓人為之氣結，被害人又將情何以堪？更讓人質疑，難道在台灣，「刑不上醫師」嗎？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