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沛理：「艾滋孤兒」的真相錯位【2007/05/06 多維新聞網】

亞洲週刊／《潁州的孩子》社會效應大，卻有重大盲點：只談大眾無知，忽略政府責任和盲目謀利動機。

華裔女導演楊紫燁執導的《潁州的孩子》(The Blood of Yingzhou District)今年三月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成為華人社會傳媒報道的焦點。除了這部講述「艾滋孤兒」悲慘遭遇的紀錄片，圍繞這個題材已有多部公益廣告、紀錄片在中國播映。楊紫燁表示，這些片子播出後，那幾個原本飽受歧視的孤兒「都變成小明星了」，連總理溫家寶也接見了他們。

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中國正逐漸發展成一個「影像社會」(image society)。在這種視覺文化(visual culture)凌駕一切的社會裡，電視和電影儼然是一股潛移默化、移風易俗的轉型力量(transformative force)，在不知不覺間促使社會產生巨變。加拿大傳播學者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曾將電子媒體在現代社會的影響力比喻為「電光」(electric light)──它觸不到、看不見，卻改變了人類的文明和生活。很明顯，這道電光正照射著今日的中國。另一方面，艾滋孤兒的影片在中國製造的社會效果，又示範了即使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媒體的凝視(media gaze)可以怎樣扭轉個人的命運。

作為文化分析工具，凝視這概念要強調和突顯的，是凝視者(the gazer)與被凝視的對象(the object of the gaze)彼此不對等、不對稱的權力關係；以及凝視者怎樣透過行使凝視的權力與凝視行為本身，去剝削被凝視的對象。比方說，美國學者梅菲(Laura Mulvy)在《視覺快感與劇情電影》(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一文便指出，男觀眾看電影，是借攝影機和男性角色的視角，對女性及女性的肉體進行凝視。

然而在《潁州的孩子》裡，這種凝視者與被凝視者的權力關係卻被顛覆，甚至顛倒了。對那些被歧視、被遺棄和被遺忘的艾滋孤兒來說，被凝視是一種福氣。他們每一次望著鏡頭，要求的正是我們對他們的回望、注目和凝視。用凝視理論的術語來說，我們在看《潁州的孩子》的時候對王家三姐妹、少女楠楠和小孩高峻的凝視，是他們要求而非我們躲在一角靜悄悄地進行的「直接的凝視」(direct gaze)。用精神分析學家拉康(Jacques Lacan)的話來說，《潁州的孩子》的凝視，屬於被凝視的對象多於凝視者。

當然，媒體的凝視總是經過剪裁、帶價值判斷和持特定見解的一種「社論式凝視」(editorial gaze)。它不會讓影像自身去說明一切，而要借用旁白(voice-over)等編輯手段去提供解說；正如報紙總是要用圖片說明(caption)來左右／決定讀者對圖片的理解。《潁州的孩子》講的不僅是幾個艾滋孤兒的悲慘遭遇，它還嘗試為他們的悲慘遭遇找出原因。

影片強調的，是鄉民對艾滋病的無知，以及對艾滋病人的誤解，侵蝕了最親密的人際關係，最終導致家庭和社區的解體。正如電影海報上那句常被引用的宣傳語，「傳染性最強的病毒是恐懼」(The most contagious virus was fear)。

這既是影片最大的盲點，也是它的政治正確性。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艾滋病在美國大規模爆發以來，大眾的無知與執政者的麻木不仁，被普遍認為是艾滋病如脫韁野馬般不受控制、肆虐社會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潁州的孩子》只談大眾的無知而絕口不提執政者的麻木不仁，這大概解釋了為什麼它相關信息可以在中國得到廣泛播出。在今日中國，傳染性最強的病毒不是恐懼，而是謀利心(profit motive)──對利益、金錢不顧安危、不擇手段的追求。在中國，引發大規模散播艾滋病的不是同性戀者，而是不衛生、透過血液買賣的差價賺取暴利的血液收集站的經營者。貧苦農民賣血養家，成為艾滋病的受害者。換言之，艾滋病在中國的傳播，跟礦場意外、官民爭地、醫院先收錢後救人、地方政府黑社會化等等問題一樣，背後都有一種經濟理性和一個謀利動機。

中國改革開發不久，鄧小平提出致富是光榮的，自此中國人患上傳染病，不但至今未癒，病情更日趨惡化。「The most contagious virus was profit」，這是《潁州的孩子》始終沒有說出的真相。

(《潁州的孩子》慈善電影欣賞會，於五月十五日香港的海運戲院舉行)

林沛理，《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從張國榮的生與死到張藝謀的真與假》(次文化堂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