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滋器官的價值【2011/09/21 蘋果日報】

熊秉元

因為一連串的誤失，台大醫院使得愛滋病患的器官，移植到5位病患的身上。意外事件發生之後，當然有諸多問題要處理；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對於接受器官的病患╱家屬，如何彌補和賠償？

如果在法庭相見， 官司勝負其實非常清楚：台大醫院沒有遵守標準作業程序，要確定器官沒有受感染才可以動手術。因此，接受器官移植病患╱家屬的權利，受到嚴重的侵害。家屬所受的心理煎熬、病患日後的醫療問題等等，暫且不考量。針對病患本身，被善意（！）的移植愛滋器官，該賠償多少金額？

關於侵權和契約的賠償，有兩個常用的參考座標：回復原狀和履行契約。汽車壞了送修，不但沒修好，還損壞其他零件；恢復原狀，就是解除契約，回復到原先狀態所需要的花費。如果修繕過後，跟原先承諾的有差距；兩者差別所隱含的損失，就是該賠償的金額。

乍看之下，在愛滋器官移植的案件裡，這兩個參考座標都不適用：回復原狀，是把已經移植的器官移除，回到原先等待移植的狀態；履行契約，是移植協議原先的默契：移植後，病患和其他類似換腎╱換肝╱換心等一樣，經歷正常的復健和風險。然而，帶有愛滋病原的器官，即使移除或再移植健康的器官，病患（幾乎確定）已經感染，生命的性質大不相同。兩個參考座標，都是可望而不可即。

不同病患取捨不同

然而，仔細思索，也未必如此。具體而言，站在目前這個時點上，不妨問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如果」在手術之前，就知道移植的器官帶有愛滋病原；那麼，病患的選擇會是如何？是不接受移植，繼續待在等候名單上，希望下一個捐贈者（不知何時）出現？或者，即使知道是愛滋器官，手術之後將感染愛滋，生活品質將下降，生命也可能在幾年後結束；然而，有缺憾的生命當然差強人意，但是至少能離開病床，回到生命原先的軌跡上。

這兩個選項有點殘酷，卻可以讓問題更直接真實；對於不同的人，在這兩者之間，顯然有不同的取捨：比較年輕、比較容易得到器官、潛在捐贈者較多、比較執著的病患，可能傾向於繼續等候。相對地，年紀較大、身體狀況已經走下坡、不容易得到捐贈器官的，可能傾向於後者──兩害相權，取其輕！與其繼續等候，不如移植愛滋器官，享受有缺陷、但來日無多的生命！

應祭出懲罰性賠償

由此可見，在接受器官移植的病患裡，以病患本身的條件和特質，大致上區分出兩種類型。對於這兩種類型，在賠償金額的計算上，可以有不同的取捨。事實上，在極端的情形下，病患可能不要求任何賠償──器官移植之後，能享受一段正常的生活；而在愛滋病原發威之前，因為其他器官衰竭，生命已經畫下美好的句點。

然而，無論援用哪一個參考座標，對於這些病患的金錢賠償，最好有這一項──懲罰性賠償：對於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的傷害，針對的不是受害人，而是加害人。

在一個所得近兩萬美元的已開發國家裡，在一個居於龍頭地位、享有國際聲譽的醫療機構裡，竟然會犯下如此的「低級錯誤」！對台大醫院祭出懲罰性賠償（譬如，每位病患1億台幣，也就是江國慶被誤殺後、國家賠償的金額），不只是處罰台大醫院╱台灣大學╱納稅義務人，更重要的是警惕世人：現代文明社會裡，尊重標準作業程序，就是保障別人和自己。

抽象來看，懲罰性賠償有多嚴峻，愛滋器官的價值就可以有多高！

作者為中國科技大學管理學院講座教授、浙江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